王乐蔡泽文：我国社会教育目的的发展与展望

　　自“社会教育”引入我国以来，其目的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化：时期作新民、改造社会与救亡图存三位一体；建国初期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时期培育服务经济发展的终身学习者；新时代培养信息社会友好生活的数字公民。历史回顾下，社会教育目的的发展遵循一定的演进逻辑，主要表现为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过渡；从“现实依赖”向“未来开放”转向；从“教育阐释”向“社会形塑”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教育目的应努力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创新私人定制，拓展“学会学习”的内涵；转换教育观念，加深对生活的理解；凸显教育特色，彰显“自成”的意义。

　　1835年，德国教育学家狄斯特威格率先提出了“社会教育”。[1] 20世纪初，中国假道日本引入这一概念。百余年来，围绕社会教育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有界论”“论”和“补充论”“功能论”“解释论”等莫衷一是。这导致学界对社会教育目的的界说难以统一，如“提高民智说”“改良社会说”“学校补充说”等观点相持不下。教育目的决定着教育的属性和方向，社会教育目的的争议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教育主体、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社会教育目的是时代的生成和构建，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赋予了它特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问题也在历史进程中得以显现。

　　某种形式的客观现实必然制约着每个国家根据特殊背景所制定的教育目的。这种教育目的同社会的一般目的一样，也是那些参加教育活动的个人的意志行为与主观选择的结果。[2]183社会教育目的具有社会历史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和教育价值观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教育目的。尽管社会教育的存在形式相对模糊，但其目的直接表现在政策文本、社会运动和理论当中，并强有力地作用于社会教育实践。

　　通俗教育、社会教育、扩充教育和民众教育等概念在时期的政策、法令中交替出现，在当时引发了众多教育家对它们的内涵及相互关系的讨论。但是按照目前学界对社会教育的界定——除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社会机构、组织、企业和个人，在广域的社会时空中，针对所有学习者的需要开展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开放性教育活动，“社会教育”一词大体可以涵盖其余概念。[3] 时期的社会教育目的主要表现为作新民、改造社会和救亡图存三位一体。

　　初期，新式学校教育在逐步推行的同时存在着“外国化”“贵族化”和“都市化”的弊病。一些教育学家认为，社会教育肩负着改造教育的使命。他们积极兴办社会教育，扩大施教范围让每个国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改革教育内容使其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晏阳初认为，社会教育的宗旨是“作新民”，而已有的教育不合国情，不切需要，不曾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新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整个人”“养成社会健全的分子，发展社会的事业”。也就是说，新民教育是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并最终指向社会发展的。[4]72俞庆棠指出“民众教育的目的，高高的在现实生活之上，远远的在人们前面”。[5]241“无共团体或私人团体，以社会全体民众为对象，以谋任何人都有进步的机会”。[5]27 陶行知与朱经农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通过推行民众识字教育来培养“国民的精神”和“国民的能力”。马宗荣提出，社会教育是国家、公共团体或私人为谋求社会全民的资质与生活向上发展，设备多样的机关与设施，供给社会全民，在其实际生活场中，而得自由的广为扩充其文化财富的享受，使影响及于社会全体之作用。[6]30 总而言之，“作十万新民”的教育主张，“开民智”的教育理想，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兼备的新张，都是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都在增进民众幸福之余指向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的改善。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华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规定，“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证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7] 政府全力实行生计教育，扶持农村教育，施行以“唤起民众”为宗旨的民众教育，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改善民生，将百姓升格为具有意识和能力的公民，经由教育改造实现社会改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救亡图存作为社会教育目的的意义得以充分凸显。1939年教育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决议：“战时社会教育之目的，在觉醒人民的整个民族意识”。[8] 在各类民众教育活动中，政府积极发动民众抗战，以适应战时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乡村为单位，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等为组织形式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其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给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9] 一方面，社会教育旨在使全体民众不论男女老幼贤愚贫富，凡是未受教育的人得补受国民应受的基础教育；已受教育的人，得有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以此增进社会全体教育的程度，提高社会文化水准，使社会改革受到较普遍的良好影响。[6]33-35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处于特殊时刻，社会教育的重心落在了满足战时需要，即“挽救民族危亡”。[10]

　　时期的社会教育目的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服务民生与扭转国运。面对贫弱交困的现实，社会教育只能顺势而为，承担起“教育救国”的使命，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素质、改善生活，“教人做主人，做国家的主人”，改造基层社会，挽救民族危亡。这种“服务”并非未来指向的主动探索，而是现实规限的被动适应。其二，基于基层实验的个人想象。时期，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实验，并对社会教育目的提出不同的见解。这种个人的教育想象推动了他们所扎根社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教育在基层的繁荣，但也表现出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亟须一批有信仰、有能力的劳动者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明确“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11] 1952年，教育部在《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将扫除文盲定义为“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12] 随后，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变革，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226 我国逐步建立起以扫盲教育为重心，以农民教育、干部教育和职工教育为重要组成的社会教育体系，主要采用冬学、民校、夜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社会教育。

　　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目的与教育目的高度一致，尚未出现结构性分化，培养社会主义觉悟自然成为社会教育的核心目标。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斗争与建设服务”。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思想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工作稍微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3]351 同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4] 之后，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要学，学军事，学文化”。许多工厂开始创办“七二一大学”，在“无产阶级挂帅”的指导下让教育和学生“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5] 可见，当时的社会教育一方面注重保障农民、青壮年文盲等弱势群体的基本，专注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引导其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公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教育目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社会主义觉悟。国家强化思想教育，推动社会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以求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人。第二，重视文化知识学习。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首要工作即扫除文盲。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广泛推行“速成识字法”、卫生教育、技术教育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第三，鼓励劳动技能训练。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基础产业亟需专业人员，因此社会教育致力于为农业、工业等输出即用型和实用型劳动者，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对“”的全面拨乱反正，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6] 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使命，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全面发展服务成为了我国各项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社会教育目的在这一时期逐步实现从保证人们基本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现实导向到培养服务经济发展的终身学习者的发展导向的转变。

　　197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速培养建设人才”。[17] 在此指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教育迎来了新的历史春天，教育类型呈现多样化，广播电视教育、函授大学和夜大学、自学考试、职工岗位培训、农村教育、社区教育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8] 再加上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经济发展与终身教育达成了默契的一致，社会教育目的在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中被逐步表征。1993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求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并首次将“终身教育”写入政策文本。[19] 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方略，要求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要为应对全球化下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培养国际化人才。这标志着经济与教育走向了发展逻辑的统一。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20] 终身教育被正式认定为国家教育基本方针和战略决策，培育终身学习者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目标。1999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带来了两方面的新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及教育的范畴，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计划，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制度；二是突破了教育功利主义的束缚，不再局限于服务经济建设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职业培训，强调发展各类学习形态。[21] 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要求社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以服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条件的持续改善、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终身教育的传播，为社会教育目的转向培育终身学习者提供了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教育目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及现代化和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向社会教育目的提出了更加现实的要求，即培养能够参与经济建设和国际竞争的人才。第二，强调终身学习能力。社会的迅猛发展释放了大量的机遇和资源，人们只有不断更新观念、知识、技能等，才能获得与时代对话的能力。所以，终身学习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教育关键词。第三，突出科技人才的培养。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推动下，社会教育专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打造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公民。

　　2012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是“基本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要求“为每一名学生和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信息化环境和服务”。[22] 新时代的社会教育目的呈现出以个人为终端的自我定制的发展趋势，实现了由政府政策强力主导到社会主体自觉引领的“华丽转身”。

　　2013年，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布4G牌照，移动互联网开始迅猛发展，几乎每个人都能在数字化平台上自由地获取海量的学习资源，完成学习任务的自我定制。2016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大力推进‘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化，基本形成与学习型社会建设需求相适应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23] 两年后，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要求“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24] 社会教育逐渐拓展到全时空、各领域，社会教育目的也体现出浓厚的个人解释意义。此外，由于社会教育变得过于广泛而复杂，它无法被框定在任何“体系”之内，有组织的教学活动逐渐让位于自发的学习活动。受教育者提高了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成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导者，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服务，这又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教育目的的“自定义者”。

　　社会教育的媒介由传统的纸媒转向了数字屏幕，其内容也逐渐变得具体化、通俗化和扁平化。一方面，各类新媒体公司和自媒体服务纷纷崛起，它们贴近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利用视频、公众号、数字博物馆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另一方面，民众开始习惯于利用数字化手段获取必要信息，满足个人生活需求，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社会教育试图为人们描绘一幅友好的生活图景，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彼此和谐、通达。如此一来，社会教育目的就转向了让学习者充分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他人、理解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现实诉求，而对它们理解的深入又推动着社会教育不断深化，实现螺旋上升式的发展。

　　信息时代的社会教育目的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重视数字化素养。当今世界，全球化与数字化形成共谋，教育的各个领域也都在迎合这一趋势。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人们已经完全嵌入到了0和1制式编织的虚拟网络当中。数字化素养也成为“数字公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二，增进对生活的理解。社会教育的整体下移使其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寻求教育与“土地”的接触点（人与人、人与环境）。当数字化使社会教育触手可及，那么它本身也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社会教育目的更加强调学习者对生活的健康理解、生态体悟和积极感知。

　　目的作为人的自觉活动与行为的要素之一，是指行为主体根据一定需要，对行动目标或后果的预想。这种预想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并引导人们按照预定的方向控制与协调行动的过程，以求实现价值追求。[25] 因此，社会教育目的的发展与社会教育主体变化、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主流教育价值观高度相关，其背后的演进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运行机制上看，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是一种从中央过渡到基层的过程：从政府“大包大揽”转变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主体自觉”的整体配合。社会教育的目的由外在的直接赋予演变为对民众多样化精神需求的归纳总结，实现了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过渡。

　　社会教育目的一直以来都是“供-需”双方的“角力场”，这种“拉锯战”并不激烈，却是持久的、影响深远的。“供-需”不是基于服务的商谈，而是基于输出逻辑的目的确认，即目的的生成路向。时期，政府在中央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在各省市教育厅设置社会教育科，形成了逐级分理社会教育的行政系统。[26] 1952年，新中国教育部撤销了社会教育司，从此社会教育失去了在教育行政管理中的位置，社会事业逐渐被分化到其他各项事业当中。但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政府仍然是社会教育实质上的责任主体和主要推动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管理的行政逻辑转向以“适当宏观调控”为主，各社会主体才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线世纪，互联网、各种新媒体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加大，社会教育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

　　可见，早期的社会教育目的是政府基于统筹考虑的“供给驱动”，即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社会教育就要予以怎样的回应。乘着经济和体制改革吹起的开放化、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进步“春风”，社会教育目的开始从被动的“赋予”和“借鉴”转变为主动的“索取”和“探求”：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反向地向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敦促其提供符合主体需要的教育服务。虽然这一过程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进行的，但是它的指挥力度却是空前的，尤其是在非正规教育被推向市场之后，谁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社会教育目的已经转变为“需求驱动”“定价权”由公众自己掌握。

　　社会教育目的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时期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家所推行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还是战时政府强调的唤起民众抗战意识、培养国家观念的民众教育，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科学技术普及教育等，都契合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教育的目的都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成为国家、经济、文化的“良药”与“补剂”。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社会教育愈发偏重指向多元和开放的未来。

　　从积贫积弱时期到高速发展时期，社会教育表现出了无法回避的现实依赖，这是社会的“紧张状态”对教育的必然要求。积贫积弱时期的社会教育是为了摆脱现实困境，让国家变得更强；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教育是为满足发展需要，让社会变得更好。无论更强，还是更好，都是为了回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制度日趋和健全以及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我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置身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不断变得更加富裕和充实，“智慧生活”开始代替“机器生活”，无数的民众从繁重的重复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时间”。

　　当人的生活方式从“人的依赖”中挣脱，从“物的依赖”逐步迈向自由、全面发展时，教育对人的回应也将不再受制于现实，而是指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因此，社会教育的目的也“模糊化”为“为未来的美好生活做准备”。这种积极意义的“未来化”赋予了社会教育目的充分的想象空间：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路向也应自由地被探索。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未来蓝图的涂鸦，每一种描绘方式又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同时，以“互联网+教育”为核心构建的全时空的终身教育体系也增强了社会教育的开放性，例如数字文化工程、慕课、乡村数字图书馆、自媒体等各种形式的教育生态的纷纷出现。数字化服务惊人的更新换代速度要求教育与之相匹配，社会教育目的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未来性。

　　社会教育目的具有区别其他教育系统和行为目的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定义着社会教育的属性、特点和价值。我国社会教育目的经历了以教育逻辑来阐释社会到以社会逻辑来形塑教育的演变过程。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用一般的教育逻辑来理解和实施社会教育，甚至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目的等同，例如时期的社会教育实验、建国初期的扫盲教育等等。“教育之眼”的确赋予了社会教育规范的分析结构，并使其正视教育身份和责任。但同时，它也遮蔽了“社会”一词，模糊了社会教育与其他教育之间的边界，忽视了社会教育目的的特殊性。社会教育在其理论初创时期与社会工作相近，目的是解决童工问题、儿童失学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28] 可见，社会性是社会教育的原初属性。在逻辑顺序上，“社会”是先于“教育”存在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分担学校的职能、辅助学校的教学工作，弥补教育资源匮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在本质上是学校教育的附庸，其目的是与学校教育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教育体系得以初步确立，社会教育蓬勃发展，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本质和范畴，形成了专属的教育目的。在此情况下，社会教育开始尝试摆脱学校教育的强势干扰，立足“社会”属性寻找适合自己的教育表达方式。当前，在信息化社会的加持下，社会教育探索出一条以社会为场域、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特殊教育模式：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社会是其出发点，“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也是放在社会的逻辑下予以考察。社会教育目的也就失去了确定性，它是以“社会之眼”对人接受教育的社会意义的持续建构。

　　历史的回顾和演进规律的总结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发展。当我们准备“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时候，只有认清当下的现实问题才能探索出一条通往人们美好期望的道路。一方面，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加剧了社会教育目的的不确定性。社会教育的边界是具有弹性的，它可以随时扩张，将原来不属于社会教育的系统或行为囊括其中。这意味着社会教育目的在不同主体主导下、不同的场景和条件下会展现出不同的内涵。每位公民都是社会教育目的的制定者，每种目的都反映了某一主体对社会教育的认识和期待。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使社会教育成为市场的迎合者。市场一旦介入社会教育目的的制定，势必会违背教育的本真价值，使教育异化为一种趋利行为。它提供的只是一种便于人们获得金钱、地位、名誉等资本的“产品”，所培养的仅仅是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单向度的人。它破坏了社会教育的共享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不仅没能缓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反而加剧了教育的“马太效应”。在此情况下，社会教育目的的未来发展应把握以下三个路向。

　　数字化时代的降临预示着社会教育走向服务化和个人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诚然，它加剧了社会教育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教育目的的虚无化，但我们无法将自身抽离时代潮流，更不能到便于把握的过去。因此，社会教育应顺势而为，利用现代化的教育资源，创新教育目的的私人定制，探索教育服务的“P2P”模式。社会教育应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兴趣和需要等个性化倾向，甄选契合、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系统化的教学服务，帮助他们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基于大数据的社会教育服务深度挖掘个人需求，预测和配置社会教育资源，为人们“量体裁衣”，表现出可行性、发展性、原创性等特点。此外，私人定制的盈利性是不能回避的，但我们应当谢绝逐利行为，改变功利化的、迎合短期需求的思路，指向可持续的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社会教育目的的私人定制进一步拓展了“学会学习”的内涵。1972年《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明确提出，新的教育精神使个人成为他自己文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自学，尤其是在帮助下的自学，在任何教育体系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2]251传统的“学会学习”强调获得持续学习的动机，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鼓励学习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开展学习活动，其实质是在碎片化的知识中自我摸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然而，私人定制提供了另一幅图景：学习者不再面对杂多的资源，而是面对系统化的服务，是在已经被整合过的“课程系统”中更科学、更有效地学习。所以，新的“学会学习”在赋权给学习者的同时，也认可了服务的重要性，为教育搭建起一个系统、规范的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学习者习得的是“学会学习”，更是“如何学会学习”。

　　学校教育最常遭人诟病的问题之一是与现实生活脱节，[29] 即学校未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生活。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教育活动习惯以“学校化”模式运行时，社会教育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这一弊病。因此，社会教育应转变抽象化的教育理念，强调与生活的对话，重视人们对生活的体悟，积极构建人与生活之间的和谐关系。个人生活有多种面向，社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有多个层次，具体包括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与理解自然。理解自己就是与自我和谐对话的过程，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尊重自己、接受自己到完善自己。我们只有真正地理解自己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地。理解他人即与他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理解自然即与自然构建和谐的天人关系，爱护环境，尊重自然，合理开发资源，培养良好的生态意识。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加深对生活的理解又包括两个维度。个体维度上，社会教育服务于个体的目的，要求人们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理解生活的真实意义，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观，使人的成长符合生活的逻辑。社会维度上，社会教育服务于“人的社会化”的目的，在走近生活、理解生活和改造生活的过程中，鼓励人们积极参与集体生活，服务社区建设，帮助人们迈向公民生活，使其拥有公识、承担公民责任、恪守公民道德。一言以蔽之，社会教育要致力于培养“懂得生活的社会人”。

　　人的生活世界的每一个领域的产生、运动和演进都有着本已的、特殊的目的、功能和需要。[30] 社会教育同样具有区别于其他教育系统和行为的特殊目的，即从其本质属性——“社会性”生发出的“自成目的性”。温克勒认为，社会教育在行动中缺乏系统和明确的问题，致使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其基本形式。[31] 所以，相较于热火朝天、多姿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彰显“自成”意义的社会教育目的的生成更能体现我国社会教育的成功。在此逻辑下，一方面，社会教育应遵行“社会性”的运行规则，明确教育职能的自主性和特殊性，构建自己的价值、原则和研究路径；另一方面，社会教育应当树立身份意识，积极承担服务公众的特殊的教育责任，确立其专属教育目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教育目的的“自成”意义并不具备特定的规格或标准，也难以从某个群体、某类活动去界定，它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地被修正和更新，并在此过程中自我呈现。未来，我们可能能够明确地表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目的，却无法对社会教育目的做出一般化的概括。因为社会教育不再需要外在的框定，而是多样化的社会主体根据各异的需求主动发起、推动并完成，其目的是动态、开放和不明确的。这种理想化的图景其实并不遥远，它已在当下的“智慧生活”中初见端倪。社会教育树立起“社会性”为核心特征的理论自觉、确立专属的“自成目的性”指日可待。

　　目前，社会教育仍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位置，发挥着补偿和辅助的作用。[31] 通过推动教育立法，促进社会教育的制度化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更长久的希望仍存在于社会教育的学术研究上。[32] 因此，社会教育目的研究必须有主体意识，明确社会教育所具有的其他教育形态不可比拟的特殊意义。同时，社会教育目的的探索应坚持“由下至上”的路向，在具体的社会教育实践中丰富社会教育目的的内涵，凸显其个人化、生活化和自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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